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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单元

利坎德罗教授发言的主题为《优士丁尼法典——法律与法学家之间》。他指出，本发言与乔万尼教授的发言主题具有紧密联系，《学说引证法》、《狄奥多西法典》及《优士丁尼法典》的编纂，都基于对司法秩序建立的需求。当时司法混乱的背景下，制定权威而明确的法典被视为解决问题的良药。第一部《优士丁尼法典》的文本并未得到保留，但从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来看，官僚阶层被赋予了高效、特别的重要职能；并且，在这一阶段，对敕令的分类、整理、修改方法广泛使用并不断成熟，使得法典具备了“透彻性”的特征。

此后进行了第二次编纂，其成果为《重新解释的优士丁尼法典》，即今人所称的《优士丁尼法典》。在新法典编纂过程中，出现了两大创新。第一，在新版本中增加了为不同目的而由优士丁尼颁布的各个敕令，如《50决定》。第二，优士丁尼认识到了运用学说的需要，除了继承引证法的原有规定之外，还决定编纂一步真正的学说汇编；这一成果，成为《学说汇纂》准备工作的材料。

李启成教授发言的主题为《“治吏”：古代中国法典的“宗旨”》。他指出，1810年《大清律例》英文版译者对《大清律例》作出“高度条理性、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”的评价，而梁启超则认为古代中国法典编纂“太无意识，去取之间绝无一贯的条理”，两者截然不同。究其原因，实则两人都以评价法典的方式，表达特定政治主张。由此受到启发，应当对中国古代法典编纂的宗旨进行思考。穗积陈重将法典编纂的宗旨归纳为“守成”策略，略嫌笼统；而较为准确的说，应当为“治吏”。

从思想层面看，王夫之“严以治吏，宽以治民”的治道概括，将帝制中国法制精义一语道破：一方面将“治吏”原则上升到历代治道核心内容的高度，另一方面将法家“治吏”说内化到儒家的“养民”说中，赋予“治吏”以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。

从制度层面看，就是在成文法律中采取绝对确定法定刑，以压缩官吏在司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古代法律条文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愈加复杂，实际反映的是君主专制的逐渐加深，而非抽象能力不足。绝对确定法定刑的弊端是使成文法条失于繁琐、规范对象有限而缺乏弹性，因而出现轻重相举、比附援引的制度。因此，比附援引的功能并不在于扩大罪的范围，而是帝制中国寻求罪刑均衡的法律发现和运用技术。

汪世荣教授在评议时指出，法典编纂的功能在于通过系统性思维的运用，避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因缺乏统一指导而产生矛盾。两位主讲人的发言可以揭示中西法典内容的差别：传统中国法典编纂以公法规范为核心，“治吏”即公法内容，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的一致性；罗马法则以私法规范为中心。

斯齐亚沃内教授在评议时指出，利坎德罗教授阐述了优士丁尼法典编纂背景下，法律与法学家之间的关系。优士丁尼并未将法学家学说限定于某一特定时期，而是选择了所有时期的法学家学说（包括古典时期）。因而，古典历史、哲学也因此融入法典。

春杨教授在评议李启成教授的发言时认为，在刑法领域，“治吏”宗旨尤为精准，但在民事规范领域，这一宗旨是否足以涵盖，值得深入探讨。此外，君臣关系由两极构成，法典既然具备“治吏”的宗旨，是否也对“治君”有所体现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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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单元

斯齐亚沃内教授发言的主题为《罗马法与1942年<意大利民法典>》。他指出，在意大利的近代化进程中，罗马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意大利在19世纪下半叶才实现“民族”统一，这个新生的国家已然脆弱，并未由任何共识联结一体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罗马法研究在意大利复苏，它并非单纯的历史研究，而是一项解释和调整的工作，罗马法被视作现行有效的法律，服务于社会关系的规制。这一研究弥补了当时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差距。

重要的是，即便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，意大利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并未止步不前，其原因就在于：罗马法将意大利民法典从法西斯的魔爪中解救出来。参与1942年《意大利民法典》文本制定的法学家们或是彻底的罗马法学家，或是具有坚实罗马法根基的法学家，他们将古代罗马法重新通过法律论证中的普遍“体系”术语组织起来，以概念为基础，严格地在“私人自治”与“信赖”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，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法律内核。

   

赵晓耕教授发言的主题为《中国民法的前世今生》。他指出，中国古代法典背后的价值，受传统义利观支配，这就能解释为何法典中牵涉“民事”的条文较少：因为古代中国编纂法典时，其价值在于对“义”的弘扬，而非对“利”的追求。另一方面，如司马光“官不与民争利”的主张（这一主张可被视为传统中国的宪法性原则），认识到公权力应有界限，对于民间自发形成的习惯、风俗予以承认，这也导致法典没有对民事内容做出过多干涉。

为了说明这一观点，他列举了传统法典中关于相邻关系和遗失物拾得的相关立法。此后，他强调，《大清律例》中的“例”并非“判例”，而是通过高度抽象条文化的表达，对律文进行修正、弥补的成文法。

最后，他指出，“法深无善治”，应当借鉴传统法律智慧，对私法制定采取“非不能为，是不为也”的态度，对自发形成的民事习惯、风俗进行肯定，而非一味通过立法对民事行为进行限制。

利坎德罗教授在评议时指出，斯齐亚沃内教授揭示了罗马法传统为新国家（意大利）政治、法律制度的建立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屈永华教授在评议时认为，法律详备有利于纠纷解决，而非刺激纠纷产生，如《商君书》所说，“吏明知民知法令也,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,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”，明确的法律条文，既有利于规范公权力，也有利于引导私权利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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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幕式

陈景良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。第一，如梁启超所言，“史学者,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,国民之明镜也,爱国心之源泉也”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。本次会议以比较法的视野，通过对中、意两国的法典编纂传统进行论证，展现了两国的历史、文化内核，这将为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丰富的源头活水。

第二，中国、意大利两国历史悠久，深入到文化层面的交流，是学者之间相互沟通与相互学习的最佳方式。本次会议就是这样一种深刻的交流。

第三，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，通过短短一天的研讨，学者们就进行了一场紧凑而深刻的学术盛宴。十位发言人与十一位评议人各自展现了风采，或娓娓道来，或慷慨激昂。意大利五位学者的发言主题由古至今、环环相扣，系统地呈现了罗马法传统下的法典编纂，给人以身临其境、感同身受的体会：迪利贝尔托教授对罗马法源头《十二表法》的自然主义理念进行了揭示，帕尔马教授给出了裁判官告示的法典化内涵，乔万尼教授更新了对《学说引证法》与《狄奥多西法典》的评价，利坎德罗教授阐述了法学家在《优士丁尼法典》编纂中扮演的角色，斯齐亚沃内教授讲述了罗马法传统对近现代意大利法律建设的贡献。中国五位学者也各擅胜场，从各自视角出发，深刻探讨了古典中国的法典编纂传统。总而言之，本次会议是一场高规格、高质量、深入交流的学术盛宴。

迪利贝尔托教授也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。中国与意大利是世界上极为重要的两个文明古国，两国与会学者各自从历史中发掘出法典编纂的传统，信息量丰富、交流深入，代表着重大的胜利。何勤华教授的发言，展现了早期中国存在的成文法传统，令意大利学者们对中国古文明惊叹。陈景良教授精彩的发言与总结，令人想起《学说汇纂》开篇中盖尤斯的论断：“起源总是所有事物最重要的部分。”法学家的使命在于对法律进行解释，而这必须依赖于法律史的研究。正如前人所说，传统需要我们去争取，而非赠予得来的礼物。

本次会议圆满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