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5月12日晚，洪范学术论坛第72期在法律文化研究院沈家本堂成功举办。本次讲座的主题是“法史研究的路径和使命”，主讲人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苏亦工教授。讲座由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教授主持，来自法律文化研究院和法学院的武乾、屈永华、罗鑫、陈敬刚、蒋楠楠等诸位老师以及数十名博硕士研究生参加和聆听了本次讲座。

    讲座伊始，苏亦工老师开宗明义：研究中国法律史并无捷径可寻，唯有从传世文献入手，夯实基本功。以蒲坚先生《中国法制史大辞典》为例，苏老师指出，本书之所以成其包罗广泛、严谨实用的独特品质，就在于蒲坚先生通过数十年的积累，具备了醇厚的文献功力。反之，则事与愿违，难登学术堂奥。

      以民国时期的几件教育趣事为例，苏老师指出，因近代以来中国学界迷信西方方法与理论，使得近世大量学人务求新颖而专攻捷径，产生了论文本位、专门研究的流弊，最终使得研究丧失了坚实的文献基础。至于如何具体夯实文献基本功，苏老师给出了严耕望先生《治史三书》中提到的“原则性的基本方法”。苏老师强调，在“专精”与“博通”的问题上，应当具备精而能专、通而能博的深层认识，而就专精与博通两者之间的关联，也应当依循由博返约的路径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达到专精而博通的境界；因此，依照“专精”与“博通”的要求，年轻学子必须注重文献基本功的夯实。

       此后，为了阐明西式推理研究与中国文献考索的根源，苏老师给出了“材料决定方法”的判断并对此进行了层层剖析。他指出，研究中西历史依据的基本材料不同，方法自亦有异。西方古代史缺乏充足可靠的传世文献，使得西方的研究方式主要依赖于一定程度的推理与推论，考古学作为发掘材料的主要手段，也因此而发达。反观中国，文献史料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——中国的传世文献负载大量信息，这些文献为研究提供了坚实而充分的基础；以《十三经注疏》为例，这部文献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汇集了数部重要经典，更在于它同时负载了中国千百年来代代学人的心得与积累。

      从文献载体及书写文字的角度，苏老师以对比的方式分述了中国与西方各自文献的特点、价值与可靠性差异。他指出，西方文献因历史的断裂、合适载体（纸张）的引入较晚而出现弊端，早期文献难以得到妥善保存：泥板虽经济而笨重，纸莎草纸虽轻便而易碎，羊皮纸则消耗巨大、不敷使用。就文字而言，西方文字种类繁杂、演变曲折，这使得后世的文字破译与释读可靠性存疑。反观中国，甲骨、青铜、竹简等文献载体，利于大量保存文献；中国文字一脉相承，更兼其表意象形文字的特性，使得自甲骨文以来的文字演变都有迹可循，解读可靠性高；尤其因为纸张与活字印刷术发明较早，使得信息量更加丰富；历来保有的记事传统，则使文献更加富足。

      就考古而言，西方的考古是发掘史料的手段，而对于中国则不仅限于这一功能——由于中国传世文献的富足，能更进一步与考古成果进行相互佐证。由此，苏老师给出了他的总体判断：中国传世文献总体可信、具体存疑，西方文献总体存疑、具体证实。

      苏老师认为，中国法律史研究应当破除对西方玄虚理论的迷信。囿于文献稀缺而生成的玄虚理论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如熊十力先生《十力语要初续》所说，在这样“玩空理论”的风潮下，学人丧失了 “吉凶与民同患”的传统。人文学科被视为“科学”，以逻辑方法和系统实验方法为主导，将导致恐怖的结果。

      苏老师指出，经世致用是传统中国学术的价值追求，具体而言，就是从现实追问历史，从历史理解现实，法史研究的使命也正在于此。在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时，西式理论思维过度重视、依赖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，因过度追求理论化、体系化所形成的数字化、符号化、公式化、模型化结论难免背离史实或社会实际，产生舍本逐末、郑人买履的负面效果。

        以近现代中国的事实为例，苏老师指出，受西方影响而导致的追求“主义”、制度和模式的尝试，忽视了传统中国以“人”为目的的价值追求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伤害。如牟润孙先生所言，不同于西方史学以归纳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，中国史学的追求在于经世致用，这体现在发明古为今用之理的“微言大义”传统中。

        苏老师强调，中国文化境界高远，价值追求应当返归本原，即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觉自律与自治自足。具体到法史领域，则如荀子所言，“圣者尽伦,王者尽制”，研究者们应当经世致用，实现“尽伦”与“尽制”的追求。

       在交流阶段，蒋楠楠老师提出如何实现从常见文献转向一手资料发掘的疑问，苏老师以自己在西北的口碑调研心得为例解答了这一问题。苏老师指出，他通过阅读同治回变的相关文献，产生了“官书不能尽信”的判断，又受马长寿先生调研路线的启发，产生了口碑调研的设想并付诸实施。这一过程，就是“从现实追问历史，从历史理解现实”的具体实现。在回应具体调研与西方人类学理论、方法异同的问题时，苏老师指出，理论与方法不是研究的出发点，而是研究的结果。他强调，方法是在研究中产生的：在研究开始以前，不应抱定为方法而方法的想法，而应当以解决问题为目的；至于应当采用何种方法，则应根据研究对象与文献材料的不同而做出选择。

      最后，主持人陈景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。第一，“学者不可以无宗主，而必不可有门户”。学者不应有门户之见，而学问则应当渊源有自、具其根本，苏亦工教授本次讲座循着“固本归元”的理念贯穿了这一点。第二，文献尤其是传世文献在法史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。苏亦工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强调了传世文献的地位与价值，并对中西方文献及其载体进行了对比，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与合理的怀疑，揭示出“方法反映根本”的道理，给人以深刻的启发。第三，只有具备深厚的文献功底，才能提出深刻的创见。在这一点上，苏亦工教授正是值得年轻学子们效仿的范例。